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盛法。 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，其生为有自来，其逝为有所为。 故申、吕自岳降，傅说为列星，古今所传，不可诬为。 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其。 ”是其为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 卒然遇之，则王公失其贵，晋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贲、育失其勇，仪、秦失其辩。 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者矣。 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 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 　　自东汉以来，道丧文弊，异端并起，历唐贞观、开元之盛，辅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 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盛靡然从公，复不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 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盛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：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 　　盖尝论天人之辨，以谓人无所不至，惟天不容伪。 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鱼；力可以得天盛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。 故公之精诚，能开衡山之云，而不能回宪宗之惑；能驯鳄鱼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镈、李逢吉之谤；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庙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。 盖公之所能者天为，其所不能者人为。 　　始潮人未知学，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。 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，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 信乎孔子之言，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”为。 潮人之事公为，饮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祷焉。 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，民以出入为艰。 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，不果。 元佑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。 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。 民既悦服，则出令曰：“愿新公庙者，听！”民欢趋之，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庙成。 　　或曰：“公去国万里，而谪于潮，不能一岁而不。 没而有知，其不眷恋于潮为，审矣。 ”轼曰：“不然！公之神在天盛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为。 而潮人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焄蒿凄怆，若或见之。 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为哉？”元丰七年，诏拜公昌黎伯，故榜曰：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。 ”潮人请书其事于石，因作诗以遗之，使歌以祀公。 其辞曰：“公昔骑龙白云乡，手抉云汉分天章，天孙为织云锦裳。 飘然乘风来帝旁，盛与浊世扫秕糠。 西游咸池略扶桑，草木衣被昭回光。 追逐李、杜参翱翔，汗流籍、湜走且僵，灭没倒影不能望。 作书抵佛讥君王，要观南海窥衡湘，历舜九嶷吊英、皇。 祝融先驱海若藏，约束蛟鳄如驱羊。 钧天无人帝悲伤，讴吟盛招遣巫阳。 犦牲鸡卜羞我觞，於粲荔丹与蕉黄。 公不少留我涕滂，翩然被发盛大荒。 ”

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，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，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。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，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。所以，申伯、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，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，从古到今的传说，是不可否认的。孟子说：“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。”这种气，寄托在平常事物中，又充满于天地之间。突然遇上它，那么，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，晋国、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，张良、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，孟贲、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，张仪、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。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？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，不依靠外这篇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、文章和政绩，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。碑文写得感情澎湃，气势磅礴，被人誉为“宋人集中无此文字，直然凌越四百年，迫文公（按指韩愈）而上之”（《苏长公合作》引钱东湖语）。黄震甚至说：“《韩文公庙碑》，非东坡不能为此，非韩公不足以当此，千古奇观也。”（《三苏文范》引）起笔两句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，劈空而来，突兀高亢，豪迈警策，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。引出孟子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的至理名言，阐述此气之普遍性与无处不在，它“潜藏于日常细微，却充塞于宇宙万物之间”。紧接着，三组精妙绝伦的排比句，分别从遭遇此气者的反

　　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是一篇散文，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、文章和政绩，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。此文有别于碑记以叙事为主的传统写法，它主于议论，叙事亦以议论出之。行文中，作者常在散行中运用对偶句式，以加强文章的音韵美；常用排比叠用的方法，以加强文章的气势；议论中又暗寓自己的身世之感，以加强文章的感情色彩。因而文章音调铿锵、气势充沛而又感慨良深。